顶着太阳，趴在戈壁滩上，拿着细毛刷子刷石头，在厚土巨岩中沧海拾遗。年轻时，徐星每年总要在野外度过三四个月。

在野外曾因连续行走20余天，袜子攒了太多的盐和尘土，竟然硬得可以立起来。在大漠无人区考察，是对人类科学精神和意志品质的高度考验。尽管如此，这位50多岁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生物学家依然无法抗拒大自然的吸引力，野外考察仍是他每年必备的工作项目。

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寻找着亿万年前古生物的蛛丝马迹。徐星享受这种探险的乐趣，他也一直坚称自己是幸运的。

28岁，他发现长羽毛的北票龙；31岁，比始祖鸟还小的“赵氏小盗龙”横空出世；34岁，他提出四翼恐龙假说；发现长有翼膜翅膀的奇翼龙时，他46岁。“有些发现非常偶然，但如果不坚持去野外，偶然就不会发生。”

化石不会说话，而徐星则是善于从化石中发掘并讲述精彩故事的人。

转变

小时候，徐星的理想是成为高僧、数学家、天体物理学家。接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这个被调剂的高中生跑去问老师，什么是古生物学？老师说，不知道。徐星放心了：“连老师都不知道，一定非常现代。”

出生在新疆新源县的徐星祖籍江苏，父母参加江苏大中专支边团支援边疆后在新疆定居。尽管生活并不富裕，父母还是会为他购买各种各样的图书，在信息闭塞的小城里，读书为他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徐星决心一定要去未名湖畔的北大读书。

徐星高考那年，北大物理系在新疆没有招生名额，仅有的几个名额也都在冷门专业。徐星已经不记得自己填报的是什么专业了，但“肯定不是地质学”——为了进北大，他也在“服从分配”前面打了钩。

大学时代，徐星对经济学更感兴趣，他读过萨特、维特根斯坦、马克思、萨缪尔森等人的著作，跟经济相关的统统来者不拒。“毕业前一年的八月我开始到人大旁听”，他盘算着将来读一个国际金融之类的经济学专业。

也正在这个时候，学校开始推荐研究生。23岁的他没能去读经济学专业的硕士，而是被免试推荐到中科院古脊椎所，跟随古生物专家赵喜进专门研究恐龙。

在接受免试推荐的过程中，徐星颇为“纠结”，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命中注定”。

当时，国内做恐龙研究的人非常少，在开头的两年里，他依然“不务正业”，迷恋计算机。直到研究生阶段的第三年，迫于毕业论文的压力，徐星才真正进入角色，看化石、看标本、写论文……渐渐地，他发现恐龙的世界竟如此有趣。

第一次亲手触摸恐龙化石的时候，徐星仿佛感觉到了亿万年前的生命，寻找化石中的秘密就像是福尔摩斯探案……知识与认知从量变累积成了质变，又在大自然中真正的探索后，他终于知道，“原来古生物学能够满足我所有的愿望，原来古生物学才是我的真爱，真正的兴趣”。

他和导师赵喜进共同完成了对当时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角龙类“朝阳龙”和最早的镰刀龙类“峨山龙”的研究，论文最后分别发表在美国的《古脊椎动物学报》和英国的《自然》杂志上。这是徐星第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而这样重量级的认可也给了他继续走下去的动力和鼓励。

“在‘外面的世界’转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到原本的人生轨道上来。”回忆往事，徐星感慨。

探寻

徐星一直觉得自己与古生物学专业是“先结婚后恋爱”。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徐星几乎每年都和团队去野外考察，足迹遍布新疆、东北三省、内蒙古、河北、山东、云南和湖南等地。

在野外，翻车、毒虫咬伤，各种事故风险暗藏途中。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徐星经历了一次“有惊无险”——载着他和另外两名外国科学家的汽车从山坡上驶下来后，不到半小时，刹车管就断了。“幸好当时我们已经到达山下，如果提早30分钟丢了刹车，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研究者会根据地质条件和已有研究的分析和判断来进行野外考察选址，但挖掘化石的过程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徐星坦言，在历次野外采集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野外考察没有发现具有明显研究价值的化石。

徐星采集过体积最小的恐龙化石是散落在地表的小牙齿，小到肉眼无法看清。在微体化石较多的区域，野外队员通常伏在地面寻找，“脑袋、眼睛都快贴着地了”。论体积庞大的化石，徐星曾采集到一个蜥脚类恐龙化石，包裹着化石的岩石单个重达六七吨。“那个化石还不完整，完整的话，光龙的脖子就接近15米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