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说：“艺术可以是宏观概念也可以是个体现象，是通过捕捉与挖掘、感受与分析、整合与运用（形体的组合过程、生物的生命过程、故事的发展过程）等方式对客观或主观对象进行感知、意识、思维、操作、表达等活动的过程，或是通过感受（看、听、嗅、触碰）得到的形式展示出来的阶段性结果。”这样的描述很全面，但太复杂，令人费解。我揣摩了好久，感觉可以用一句话简炼地概括出来，即艺术最终呈现的结果是为表达思想。

观点提出来了，那怎么证明呢？我想以原始社会古陶器上的鱼纹饰和古代文明进入到一定高度的瓷器上的鱼纹饰为据，来充分说明。

我在记录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资料中看到这样的描述：“纹饰多刻划于陶器口沿和腹部，内容包括太阳、月亮、花草树木、鱼鸟虫兽等，画面简洁舒展，风格朴实而又生机盎然，既反映了河姆渡先民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美好情感，也折射出先民期望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的内心世界。代表作品有鱼藻纹陶盆、稻穗纹陶盆、猪纹陶钵、五叶纹陶块等。这些带有刻画艺术的陶器，出土时基本完整，即使是碎片，也是原地压碎，可以拼复完整，说明河姆渡先民对它们特别珍重，应是祭祀用品，推测原始宗教意识已在先民中萌芽。”

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原始社会的先祖们已具备一定的审美素质，他们知道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的可以用符号表现出来的物象，用于装饰自己的生活，美化自己的用品。对于以渔猎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先民来说，鱼自然成为了他们最为熟悉的物象，所以先民将鱼刻在了陶器上。然先民们在陶器上装饰纹，不仅仅是因为“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更是为了表达“期望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的思想。

同样，我还在记录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资料中看到这样的描述：“各种类型遗址发现的彩陶花纹形式与风格互有区别，但也有它们的共同特点。早期以红地黑彩或紫彩为多，中期流行先涂绘白色或红色陶衣为地，再加绘黑色、棕色或红色的纹饰，有的黑彩还镶加白边，十分美丽。绘画所用的颜料、磨砚、研磨锤等工具，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等遗址的营地、墓葬中都有发现。从彩陶图案纹饰的痕迹分析，当时绘画已经使用毛笔一类较软的工具。……彩绘图案有人面鱼纹、鱼鸟结合纹、鹳鱼石斧纹、鹿、蛙、植物等象生性花纹和以直线、弧线相交构成的几何形图案。”

相比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陶器的装饰形式有了新技，且纹饰样式和思想内涵也要丰富些。这证明仰韶先民比河姆渡先民接触大自然的范围大了，见识广了，利用自然馈赠来改变生活、保障生活的能力强了。也因此，先民们观察和思考的东西自然就多了，思想也丰富了。

我们来看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盆的内壁以黑彩绘制了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人面圆形，额头左半部涂成黑色，右半部呈黑色半弧形，眼睛细长，鼻梁挺直，神态安祥；嘴的两边衔着两条鱼（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耳朵以相对的两条小鱼表示，头顶的发髻似鱼鳍状。先民们为什么要在陶盆上画人面鱼纹呢？其因有二：①美化生活。渔猎是先民的主要生产方式之一，鱼是先民的主要生活资源之一，先民将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物象装饰在自己的日用器上美化生活是件很自然的事。②图腾崇拜。原始人的寿命都很短，与大自然博弈的能力很弱，当先民认识到鱼的繁殖能力很强时，便希望人类能有鱼一样旺盛的生命力，并借之表达希望子孙繁衍、氏族兴旺的思想。

与《人面鱼纹彩陶盆》相比，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类型彩陶缸上的《鹳鱼石斧图》，思想要深一层。缸上的纹饰是：一只水鸟衔着一条鱼，面对一把竖立的石斧。先民为了能真实地表现出日常所见的白鹳轻柔的羽毛，其形体以白色涂染而成，为了能准确地表现石斧和鱼形状，其外形轮廓以黑色线条描绘，然后在轮廓之内以白色填充。人们说《鹳鱼石斧图》是“陶上水墨，已经建构了中国绘画传统艺术表现手法的两种基本形式——双勾填色法与没骨法”。后人对先民为什么要以鹳、鱼、石斧组图装饰陶缸，进行了许多猜测：有的认为石斧在先民征服与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先民在此为的是表达对劳动工具的崇拜，祈求其能带给人类以平安富足的生活；有的认为是在表现权利的威严，两族相争，强者战胜了弱者；有的认为是在表达崇敬之情——百姓对领袖的感恩……众说纷纭中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即“原始社会的原始艺术，已蕴含着人类最初的哲学思想，是早期人类世界观的体现”。